假装上班的生存日记：27岁裸辞、34岁被裁，他们在咖啡店谋生

在都市中，你可能会经常在咖啡店、图书馆、自习室等地，看到一些穿戴整齐、带着电脑的人。然而，他们的电脑屏幕上并非展示工作文档，而是视频网站、微博、游戏，或者正在修改、投递的简历，以及与HR的聊天窗口。 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每天的“上班”并非真实工作，而是一场演戏。 27岁的阿晴是其中之一。裸辞两个月后，她发现找不到工作，为了不让父母知道自己失业，每天早起，到图书馆、咖啡店假装上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经历了一次“消费降级”。

“假装上班”的人们选择的“圣地”通常是图书馆，提供免费网络、热水、空调，还有比外面便宜而美味的读者食堂。 在这个“假装上班”的过程中，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兼职来应对每日的花销。一些人在这个状态下找到了奇特的兼职机会，如阿晴看到的34岁被裁的“三和大神”辉哥的“假装上班”兼职。 辉哥的兼职经历是一次特殊的“演出”，在一家新创公司装样子，迎接投资方考察。这个“假装上班”的兼职成为了他过渡期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有点讽刺，辉哥因为年纪大而受到额外待遇。这让他感慨，这是第一次因为“高龄”而受到优待。 “假装上班”只是一种与社会的关系维系的手段，但这种状态终究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。在这个“社会时钟”不断快进的时代，许多人开始思考工作的本质，是否只是一份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和“有人给我交五险一金”的生存方式。 在社会快节奏发展的同时，适当停下来，喘口气，或许是一种更为理智的选择。 更多的人想喘口气了 “假装上班”是一种与社会的关系维系，但也总会有落幕的一天。 在豆瓣小组的失业日记里，有人更新着“假装上班”以来每天的开销支出。在日记的开头写着这样一段话，“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的普通人，下一份工作不必是大厂，工资低一点也没关系，不用天天加班，遇到一个不会pua的领导，就够了”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教授有个有意思的研究观点，叫做“时间社会学”。他说，“我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其他国家200多年的发展任务，这导致了不同世代问题与观念的叠加”。 在上一辈的年代里，35岁还是个“当打之年”的奋斗年纪。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很多人没到35岁的“红线”就已经感到不断放大的压力与焦虑，以及裁员的残酷。在快进的“社会时钟”下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，工作仅意味着一份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和“有人给我交五险一金”。 当努力奋斗或者说是内卷带来的“个人收益”变得越来越低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停下来，喘一口气。